争交有“道”：宋代的相扑之术
据史料记载“相扑”一词最早出现在王隐的《晋书》中，曰：“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”［1］，随着相扑在宋朝广泛下行传播，遂成为宋代角抵的主流称谓。可以说，宋代以前角抵一词出现频率远胜于相扑，《都城记胜》载“相扑争交，谓之角抵之戏”［2］，角抵运动可谓宋代以前较为流行的娱乐活动。角抵活动显见于中国体育史，有角力、角觝、拍张、争交、相扑、摔跤等多种称谓，其发展既源远流长，又曲折演变。宋代的角力活动在称谓上趋向统一为“相扑”的同时，并从祭祀庙堂之上普及到了市井瓦舍之中，这一时期该活动在技术、规则方面日臻成熟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本文拟对宋代相扑的时代境遇、宋人对相扑的观念认识、活动程式、比赛规则进行探讨，为学界深入认识宋代相扑活动提供一点线索。
1宋人对相扑的认识
此前有学者研究表明，“相扑”与“角抵”，是中国历史上角力活动在不同时期的称谓［3］。宋人吴自牧亦云：“角抵者，相扑之异名也，又谓之‘争交’。”［4］要探究宋人语境中对相扑的观念认识，必须弄清楚角抵在宋人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。宋人编《角力记》曾云：“顷于市货故纸束中，得古之杂说，于中一段，说角抵之戏，且多猥俗。”［5］“角抵之戏”是猥俗的，并非作者假托之词，至少在宋人语境中这一运动形式是非雅的。事实上，角抵活动由来已久，宋代士大夫对此的认识多囿于儒家伦理观念的范畴。《角力记·序》曾云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为千古之格言也，而后玩笔砚者，不孰淳素，见竞浮华，有所不知，终身之耻，故有作《齐谐记》《白泽图》者，有著《乱离》《妖乱》等志者，有缉《搜神》《幽明》等录者，惟力也岿然独存”。［5］作者显然对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是部分认同的，他认为《齐谐记》《白泽图》中的怪异之论不足为道，《乱离》《妖乱》中的世道之乱也是有违治道，《搜神》《幽明》中的妖魔鬼怪更是浮华无忌之言，而唯有力的较量能够经久不衰被人们认同。众所周知，宋人的儒家观念尤盛，而这种认识明显是有悖于儒家伦理，同时也透露出角抵活动在儒家传统观念里已被固化为“怪力乱神”的东西，所以说，在儒家语境中角抵活动是得不到推崇的。
1.1相扑活动不利于治道
从治道观念来看，角抵活动是被儒家蔑视的。如，汉元初五年，汉元帝曾下诏“罢角抵”［6］；开元二年八月，唐玄宗也曾指出：“自有隋颓靡，庶政雕缺，徵声违于郑、卫，衒色矜于燕、赵。广场角抵，长袖从风，聚而观之，浸以为俗。”［7］到了宋代，角抵活动“伤风害政”一面更是士大夫伦理教化所耻的，与郑、卫之音相协的角抵，固然被儒家指之为陋俗活动，宋人甚至认为角抵活动还是戏子误国的关键内容。宋人李昭玘曾进谏宋神宗：“教养不修，则学舍芜没，图籍尘委，人材遍野，士论浅俗。简习不修，则卒伍堕气，器械钝弊，春秋角抵，坐作如戏。凡此者，吏不知其责故也。”［8］“坐作如戏”这样的角抵活动，说它“事切骄淫”似乎也不为过。宋人对汉元帝“尝罢角抵”是格外盛赞的，认为这种宫廷宴享是符合礼的活动，正是这种态度，才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宫室宴享非礼则置而不议，宗庙祭祀非礼则议而毁之，汉之祖宗神灵不存则已，神灵若存，能不发怒于子孙乎？元帝寝疾而梦祖宗谴责也，岂非以此乎？”［9］
那么，宋人认为角抵是“猥俗”的，是否得益于前人的经验呢？答案似乎并不确定。按《角力记》援引《通俗文》云：“争倒曰相扑也，言其交相争也，今率土俗间只呼为相扑也。”［5］这种以摔倒为目的的粗俗游戏，似乎应该流传在民间。至于援引王隐《晋书》曰：“颍川、襄城二郡，班宣相会，累欲作乐。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：‘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。’笃曰：‘相扑下伎，不足以别两国优劣；请使二郡更对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。’”［1］这里所谓“相扑下伎”，其实并非指相扑是低智能游戏，而是旨在表明相扑运动不如经国知识重要，这显然符合两晋时玄学盛行下士大夫的价值观。但这些认识有意节选自前人著述，总之是为表明宋人的态度。朱熹曾说：“古人于射时，因观者群聚，遂行选士之法，此似今之聚场相扑相戏一般，可谓无稽之论。自海外归来大率立论皆如此。”［10］此话谈的选士之法，其中却充满了对相扑运动的蔑视。宋代的相扑运动已由上层宫廷贵族娱乐下袭至街头巷尾杂耍，“朝廷大朝会、圣节、御宴第九盏，例用左右军相扑，非市井之徒，名曰‘内等子’”［4］，“今东京自梁祖以来，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”［5］。朱熹等宋代文化人视野中的相扑显然多指市井之徒的娱乐游戏，至少与宫廷专业相扑运动是有区别的。
事实上，上层社会的相扑活动和民间的相扑活动服务对象不同，宫廷中的专业相扑手由军中统一选拨，称“内等子”或“左右军相扑”，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“勇校署”，主要用于祭祀活动、宫廷娱乐、皇家护卫、武职储备等需求；而民间市井瓦社中的相扑活动多是为利所驱的街头卖艺，无论相扑比赛承办方，抑或相扑参与者均有利可图。因蛮力争交为儒家